韩熙载(902年-970年8月31日),字叔言,五代十国南唐大臣、文学家,祖籍南阳郡(今属河南省),因其父亲韩光嗣任唐秘书少监、淄青观察支使,举家迁往齐州,史籍中多称韩熙载为北海(今属山东省)人。
韩熙载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年)登进士第,在他还未受官时,因父亲参与兵变且为明宗所杀,不得不南奔杨吴。南下后,他以《江北行止》慷慨述志,但未得到重用,只被外放到滁、和、常三州等地任从事。937年,李昪李昪[biàn]建立南唐,韩熙载回到金陵,任秘书郎,掌太子东宫文翰,每日与太子李璟在一起谈论诗书文章。943年,元宗李璟即位,韩熙载被任命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即可与五品官员一样穿绯袍。947年,辽朝大军南下攻打后晋,韩熙载立即疏请出兵,以恢复故唐领土。但因南唐兵陷福建省,该建议未被采纳。在伐闽兵败后,韩熙载建议严惩相关人员,此举触犯了宋齐丘一党的利益,最终导致他被贬至和州任司士参军。此后,韩熙载又调任宣州节度推官,再重任虞部员外郎,升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并赐紫,不久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958年,韩熙载提出改建铁钱的动议,被授户部侍郎、充铸钱使,铸造了“永通泉货”“唐国通宝”。961年,李煜即位,韩熙载改任吏部侍郎,兼修国史。同年,韩熙载受命出使大宋。后因铁钱使用问题,他与宰相严续争辩于朝堂,被李煜贬为秘书监。不到一年,他便复任吏部侍郎,后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之后又因其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被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阳郡。在韩熙载改过后,他又复任兵部尚书。968年,韩熙载因《人生格言大全》五卷,得李煜手诏嘉纳,任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他所任的最高官职。970年七月二十七日(农历),韩熙载去世,李煜追封其为右仆射平章事,谥“文靖”。
在政治方面,韩熙载为维护南唐正统和政权做出了努力,其对南唐初期典章制度的完善和后期货币的改革有很大的贡献。但随着南唐覆亡之势渐显,他消极怠倦的心态日渐显现。其晚年夜宴玩乐的场景被南唐画家、翰林待诏顾闳中绘成了《韩熙载夜宴图》。在文学方面,韩熙载长于剧谈,又审音能舞,还擅长书法。为文长于碑碣,颇有文名,四方之众纷纷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陆游誉之为“当时风流之冠”。其所作制诰[gào]典雅,人称“有元和之风”,与徐铉并称“韩徐”。江左称韩熙载为“韩夫子”“神仙中人”。其著有《格言》5卷、《格言后述》3卷、《拟议集》15卷、《定居集》2卷等。
人物生平
家世显赫
韩熙载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居于南阳郡(今河南济源县、淇县之间),时隶属于晋国。晋末为避战乱,迁居到昌黎(今辽宁义县)。因昌黎在唐末出了一个著名的大诗人韩愈,昌黎韩氏遂声名远播,韩熙载亦以出自昌黎为荣。
唐末藩镇割时期,韩熙载家已迁居潍州北海。唐昭宗天复二年(902),韩熙载降生于北海县的一户官吏家中。其曾祖父韩钧,官至太仆卿;祖父韩殷,曾任侍御史;父亲韩光嗣,担任过秘书少监、淄青观察支使。韩熙载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曾隐居于嵩山读书,20岁时游学于洛阳,并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年)考中进士。
动荡岁月
韩熙载的父亲韩光嗣当时在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手下任职。同光四年(926年)三月,王公俨利用邺都兵变的机会,攻杀了青州监军杨希望,并趁机占据了青州。王公俨煽动驻扎在青州的平卢军驱逐平卢节度使符习,并命令将士上表,请求任命自己为平卢节度使。平卢军推举韩光嗣担任平卢留后。随后,朝廷没有批准王公俨的请求,而是任命他为登州刺史。王公俨便以将士挽留为由,拒绝接受任命。李嗣源于是派遣霍彦威率领大军前往平乱,王公俨因恐惧而出逃。霍彦威追捕并擒获了王公俨,同时诛杀了其亲族和同党。
韩光嗣因参与青州兵乱获罪被诛,其家族亦遭受牵连,韩熙载不得已而南迁江南,以避祸乱。韩熙载伪装成商贾,经正阳渡过淮河,逃入吴国境内。韩熙载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是因为他的好友李谷是汝阴人,颍州的治所就在汝阴(今安徽阜阳),而淮水的重要渡口正阳镇就在颍州颍上县境内的淮河岸边的颍水入淮处,其对岸便是吴国疆土,交通十分便捷。
好朋友李谷为韩熙载送行。两个好朋友举杯痛饮,并且大谈各自的抱负,这正是踌躇满志的年代。在饮酒作别时,韩熙载意气风发地对李谷说:“江南的国家如果任用我为宰相,我一定能率军北上,迅速平复中原。”李谷说:“中原国家如果任用我为宰相,那夺取江南各国,就好像‘探囊取物’。”随后韩熙载渡过淮水,逃入吴国境内。
吴睿帝顺义六年(926)七月,韩熙载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吴国的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为获吴国的接纳,他先向吴睿帝杨溥上了一个《行止状》,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投吴原因及平生志愿等情况。韩熙载在这篇《行止状》里畅述平生之志,写得文采斐然、气势恢宏,虽然是请求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行状,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乞求之意。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韩熙载确实胸怀远大,有傲视天下之才。但他毫不掩饰地标榜和夸赞自己却也极易招致非议,被视为狂妄不羁之徒。《南唐书·韩熙载传》说他“年少,放荡不守名检”,徐铉所撰的《韩熙载墓志铭》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亦可说明他当时确实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或许正因为此,韩熙载并不得当时的吴国权臣徐知诰(南唐烈祖李昪)的赏识。当时南迁的中原之士很多,大都得到了擢用,惟有才高气逸的韩熙载仅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从事。好在韩熙载并不以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烈祖时期
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十月,徐知诰完成了禅代,改名李昪,正式建国称帝,史称南唐。韩熙载被召回南唐京都金陵,授秘书郎之职,掌东宫文翰。李昇在处理邻国关系中,继承了徐温一贯的睦邻政策,把“保境安民”的国策贯彻到治国实践中去。该时期,李昪虽未重用韩熙载,但仍很看重他,并下谕鼓励说:“你虽然早登科场,但却未经世事,所以命你任职于州县。现在起用你,希望你能善自修饬,好好辅佐我儿。”韩熙载对于自己未被重用稍有微词,他认为是李昇对他“知而不用”的原因是由于其出身不高,仅为“幕客之后”。正因如此,韩熙载对自己的此次升迁,并没有按例上表称谢。他每日在东宫与太子李璟谈天说地,论文作诗,鲜少过问政事。
韩熙载在东宫与太子的长期相处,使李璟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韩熙载而言,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因祸得福的转折。
元宗时期
保大元年(943),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皇帝位。因为韩熙载是东宫旧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员外郎虽然仍是从六品上的官职,但毕竟是尚书省郎官,在唐五代属于清选之官,升迁的前景较好;唐五代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绯(红)袍,韩熙载是从六品的官员,按规定不能服绯,所以李璟特意赐绯,这样他就可以与五品官一样穿绯袍了。又因为先主新丧、新帝即位,礼仪繁多,所以李璟又给韩熙载加了太常博士之职。这个官职掌五礼,拟谥号,是国家在礼仪方面的学术权威,可见李璟对韩熙载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韩熙载除了谈论诗文外,从不过问政事,出于报答李璟的缘故,此时的韩熙载无所保留,尽展平生之学,凡应当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须给其拟定一个庙号。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认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庙号应称“宗”,韩熙载与司门郎中萧俨、给事中江文蔚等均认为李昪乃是中兴之君,应当称为“祖”,遂确定李昪庙号为“烈祖”。在这件事上韩熙载的所作所为甚得中主李璟的欢心,然韩熙载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他的主张都是出于公心,所以并不能事事都使李璟满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昇元年号为保大。韩熙载认为按照礼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还说:“逾岁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师古,何以训人?”李璟以改元诏书已颁,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虽然韩熙载此举没有得到李璟的赞同,但由于李璟是一个宽厚的人,并不影响其对韩熙载的信任。在这期间,韩熙载对吉凶仪礼不当者十数事,一一进行了纠正,尽到了太常博士的职责。对于韩熙载的这些表现,李璟看在眼里,事后遂令韩熙载以本官权知制诰,对其委以更重的职责。
按照唐五代时期的制度,置中书舍人六员,以其中一员掌管起草诏敕的工作,称为知制诰;如果以其他官员掌管这项工作,则称兼知制诰,或权知制诰。韩熙载能任此职,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对他的信任外,也极大地加重了他的权力。韩熙载所起草的诏诰,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风,甚得舆论的好评。但韩熙载毕竟是书生,一旦得到重用,唯知尽心为国,全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任知制诰以来,感中主知遇之恩,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时弊,章疏不断,引起朝中权要尤其是宋齐丘、冯延巳的极大忌恨与不满,从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保大四年(946)八月,枢密使陈觉擅自调发汀、建、抚、信等州军队进攻福州(治今福建省福州市),中主李璟唯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率军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诸将争功,加上吴越军队增援福州,南唐军队大败,损失惨重。四月,李璟下诏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由于宋齐丘、冯延巳等从中斡旋,竟然免死,将陈觉流放蕲州(治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蕲州镇西北),冯延鲁流放舒州(治今安徽省潜山市)。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弹劾宰相冯延巳、魏岑怂恿进攻福州,应该治罪,结果反倒使自己被贬为江州(治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司士参军。在这场战争中,南唐元老宋齐丘与冯延巳大肆鼓吹开疆拓土,对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韩熙载又与徐铉上表纠弹宋、冯二人与陈觉、魏岑等结为朋党、祸乱国事,并请求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以正国法。李璟不得已贬冯延巳为太子少傅、魏岑为太子洗马,然不久魏岑就官复原职,而冯延巳却被任命为节度使。
宋齐丘与冯延巳等人本来就对韩熙载不满,韩熙载此举更加深了他们的忌恨。数日后,宋齐丘亲自出面诬告韩熙载嗜酒猖狂,其实韩熙载并不善饮酒,然此时宋齐丘党羽势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将韩熙载贬为和州(治今安徽省和县)司士参军,不久又调任宣州(治今安徽省宣城市)节度推官。
在外州数年后,他才得以调回金陵重任虞部员外郎,等于转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职。后来从员外郎逐渐升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因为韩熙载毕竟是中主李璟当太子时的旧僚,且颇有才华,于是李璟又给其赐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书、门下侍郎等未达到三品的重要官员,如有必要,才可赐紫;而韩熙载仅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赐紫,说明李璟对其仍然是信任的。这也为其进一步升职做好了铺垫,果然,李璟不久便又提升其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以来,后周大军进攻淮南,连败南唐军队,中主李璟数次遣使求和,皆不能成功。次年,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率大军抵御周军。韩熙载素知陈觉志大才疏,嫉贤妒能,前番统兵攻取福州,损兵折将,致使南唐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坚决反对。他说:“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必再任命监军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时曾一度有意立李景达为太子,虽然未能实施,但毕竟在中主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阴影,把兵权交给李景达他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陈觉进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韩熙载的劝谏自然不会被采纳,然李璟的固执己见却为南唐军事的惨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一时期南唐军队虽然屡败,但由于后周军队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四处袭击周军,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县又有不少相继被收复。南唐的寿州(治今安徽省寿县)守将刘仁赡出兵攻击围城的周军得手,杀伤数万,焚毁其器械无数。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刘仁赡派人至李景达驻扎的濠州(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请求派大将边镐来守寿州,自己乘胜率军出城与周军决战。由于陈觉的干扰,刘仁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刘仁赡愤郁得疾。这时各地周军纷纷撤退,准备集中兵力攻取寿州,南唐诸将请求乘机据险邀击周军,而朝中权要怕事态扩大,不许行动,致使周军安然退至正阳,使寿州之围更加难以解救。李景达虽为元帅,却处处受到陈觉的牵制,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陈觉手中。而陈觉拥兵五万,却无意决战,将吏畏其权势,无人敢言。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发生了南唐大将朱元临阵叛变降敌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朱元此次奉命担任淮南西北面应接都监,连下舒、和二州,驻军紫金山。朱元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每战誓众,慷慨陈词,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陈觉与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权,中主李璟于是命杨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统军。杨守忠到前线后,陈觉以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至濠州议事,谋夺其兵权。朱元闻知,悲愤欲自杀,其门客劝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万余人归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导致南唐诸军崩溃,纷纷沿淮河东逃,被事先埋伏的周军截击,死伤及投降者达四万余众,抛弃的船舰器械不计其数。李景达、陈觉狼狈逃回金陵,大将边镐、许文缜、杨守忠被俘。寿州援兵断绝,守将刘仁赡忧愤而死,寿州失守;其余各州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后周战舰直入长江,布列江面。南唐彻底战败,只好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
中主李璟不听韩熙载的劝谏,最终导致战败,南唐从此积贫积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胁,李璟被迫迁都洪州后,郁郁寡欢,一病而亡。
后主时期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兼修国史。不久因为改铸钱币之事,韩熙载与宰相严续争论于御前,韩熙载辞色俱厉,声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礼,改授秘书监。不到一年,再次任命其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后又因其旷达不羁,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来,重任旧职。
这一时期,韩熙载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但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宽仁厚爱,君臣之间尚能相安无事。比如后主纳小周后时,在宫中大宴群臣,韩熙载却赋诗讽刺,而李煜未加谴责。有一次,李煜狩猎于青龙山,返回金陵后,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韩熙载再次上书进谏,认为此事自有司法部门负责,监狱非君主所应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后主也没有怪罪于他。开宝元年(968)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非常欣赏,遂令其升任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
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韩熙载因病去世,时年六十九岁。李煜闻知非常痛惜,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曰“文靖”。韩熙载死时家中贫困,棺椁衣衾都由朝廷赐给。李煜还命人为其选择墓地,要求必须选在“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后来,韩熙载被埋葬在风景秀美的梅颐岭东晋著名大臣谢安墓旁。
个人作品
诗文
韩熙载所撰诗文颇多,有《拟议集》《定居集》等,今皆佚失。《全唐文》《全唐诗》《全唐诗外编》等存有其诗文。其著有《格言》5卷、《格言后述》3卷、《拟议集》15卷、《定居集》2卷等。
主要影响
文化
韩熙载是五代十国南唐时名臣、文学家。韩熙载高才博学,又精音律,善书画,为文长于碑碣,颇有文名,与徐铉并称“韩徐”。韩熙载为文长于碑碣,颇有文名,当时求其为文章碑表者甚多,所作制诰典雅,颇有元和之风。陆游誉之为“当时风流之冠”。江左称其为“韩夫子、神仙中人”。
政治
926年,韩熙载和史虚白等人一同避难江南,投奔吴国。937年,李昇代吴建立南唐,召韩熙载为秘书郎。太子李璟即位,拜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受到重用。他初入朝时,颇有抱负和政治识见。947年时,后晋石敬瑭投降契丹,称“儿皇帝”,割让大批中原领土,他即上疏,建议抓住时机,平定中原,但李璟不纳,坐失良机。不久,陈觉、冯延鲁等“五鬼”弄权,造成福州惨败,韩熙载上书切谏,主张制裁他们,却遭到宋齐丘、冯延鲁等奸佞诬造,被贬官。后来,北周政权建立,北方日益强大,有人却侈言北伐,韩熙载审时度势,提出不可轻举妄动,李璟照旧不纳,结果一战失去江北、淮南十四州,对北周称臣。李煜当朝时,南唐又沦为新建的赵宋王朝附庸,败亡已成定局。李后主又终日饮酒填词,高谈佛理,国势日趋衰微。时为兵部侍郎的韩熙载遂悲观失望,不得不“自汙”以自保,他曾向好友德明和尚倾诉内心苦衷:“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柄。”
重要争议
籍考
关于韩熙载的籍贯,历史文献中有多种说法,如“北海说”“高密说”“昌黎说”和“青州说”等。《全唐文》、马令、陆游以及元代马端临等人的记载中,韩熙载被称作北海人。唐五代时期的北海可能指潍坊或隶属于青州,这为“北海说”提供了依据。不过,《江南野史》认为韩熙载是高密人,且他在南唐的仕途较为突出,由此引发了对“高密说”的讨论。
史虚白和徐铉在文献中称韩熙载为昌黎人,但这可能只是古人以郡望尊称的习惯,并非明确指其籍贯。韩熙载自己在《行止状》中称本贯为齐州,北宋郑文宝在《江表志》中也持此观点,为“齐州说”提供了支持。徐铉在考订韩氏族源时提到,韩熙载的先辈曾任秘书少监淄青观察支使,这进一步表明齐州(青州)与韩熙载家族的关联。
综合上述信息,何韵潇推测韩熙载的祖上可能从南阳迁至昌黎,之后又迁往北海,或许还迁至齐州。韩熙载南渡时,其籍贯已确定为齐州,这与他在《行止状》中的自述相符。至于“隐居嵩岳”的说法,可能暗示韩熙载家族因先辈曾任京官,曾迁居至洛阳嵩山一带。
烈祖时期不受重用原因
韩熙载投奔杨吴时,正值徐知诰(即南唐烈祖李昪)掌权。起初,他被任命为校书郎,后又担任滁州、和州、常州等地的从事,仅为地方官的属吏。直到李昪建立南唐并称帝,韩熙载才被调回京城,但仅获秘书郎一职,负责辅佐太子和掌管东宫文翰。
与此同时,许多与他一同南渡的士人都得到重用,韩熙载认为自己未受重用是因为门第不高,内心略感不满。这一时期,韩熙载的仕途呈现出明显的利弊。从有利方面来看,何韵潇等学者认为,韩熙载凭借其文学才名和侨寓身份,契合了李昪广纳才俊的需求,这使他在这一时期具有一定优势。李昪对韩熙载的到来应是欣慰的,徐铉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尽管韩熙载出身幕僚家庭,但李昪本人也出身寒微,且重用的多人也来自庶族,因此不应单独对韩熙载存在偏见。然而,韩熙载作为初到南方的北人,缺乏从政经验,这可能影响了李昪对他的评价。李昪安排他历任州县,意在培养其从政能力,期待他自我完善。此外,按照唐代官员选拔惯例,韩熙载需先在地方历练,才能进入中央担任要职,这也是他未被立即重用的原因之一。
然而,韩熙载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一方面,他积极主张北伐,与李昪“保境安民、休兵息民”的政治主张相冲突。另一方面,韩熙载性格才高气傲、不拘小节,与李昪生活简朴、处事谨慎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能也影响了李昪对他的赏识。尽管如此,宋人龙衮认为李昪对韩熙载的安排是“聊以羁縻,俟更大用”,即李昪可能仍在观察,等待合适时机重用韩熙载。
晚年纵情声色的原因
关于李煜有意任命韩熙载为相的记载,在《宋史》《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湘山野录》《玉壶清话》以及陆游的《南唐书》等典籍中均有提及,因此这一说法较为可信。至于韩熙载为何纵情声色、拒绝拜相,故宫藏《韩熙载夜宴图》的拖尾小传中指出,李煜即位后对北人多有猜忌,许多北人因此遭遇不幸,韩熙载因而心生恐惧,于是沉溺于酒色之间,挥霍家财,广聚歌妓乐师,以此自污名声。同时,陆游的《南唐书·韩熙载传》及《钓矶立谈》等书也提到,韩熙载认为中原王朝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中原出现真正的天子,南唐将难以应对,因此他不愿接受拜相,以免成为千古笑柄。在这一时期,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彻底破灭。面对迫在眉睫的亡国命运,他内心与现实之间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痛苦,似乎只能通过声色犬马来安慰和消磨自己。
学者蒙曼认为,韩熙载晚年纵情声色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为了逃避李煜的猜忌,更多是为了逃避亡国在即的悲惨现实。此外,南唐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也对韩熙载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南唐地处江南,经济繁荣,但军事和政治实力不足,这种繁荣与不足并存的状态,加上偏安一隅的思想,使得南唐社会风气淫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熙载最终选择了纵情声色的生活方式。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探囊取物
同光末年(925年),青州发生兵变,韩熙载的父亲韩光嗣也卷入其中,被李嗣源(后唐明宗)派兵杀害,并且株连到整个家族,韩熙载不得已而南迁江南,以避祸乱。韩熙载伪装成商贾,直投奔汝阴(今安徽阜阳)好友李谷而去,然后经正阳渡过淮河,逃入吴国境内。据说两人在正阳分手时,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如果用我为相,我必将长趋以定中原。李谷笑着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后来周世宗果然用李谷为相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不惧权贵
韩熙载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宋齐丘势盛时,自以为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给人撰写碑志,而韩熙载因为八分书尤佳,所以每逢此类事,都由宋齐丘起草文字,而由韩熙载进行抄写。韩熙载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询问何故,答曰:“文辞秽且臭。”韩熙载有一个长处,就是喜好奖掖后进之士,因此时常有人投文求教。当遇到那些文辞低劣的文章时,他遂令女伎点艾熏之。当见到求教者时,他便故意批评说:“怎么您的大作这么多艾气啊!”据载其出使中原时,有人问道:“江南人为何不食剥皮羊?”韩熙载回答说:“这是江南多产罗绮的缘故。”当时问者还没有弄懂其意,等到后来醒悟过来,韩熙载已经离去多日了。
陶谷赠词
据《玉壶清话》卷四载:后周曾派遣陶谷出使江南,以观察虚实。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容色凛然,宴席之间从未谈笑,显得道貌岸然。韩熙载对其亲朋说:“我辈经事已多,历官多年,陶公何必如此?我观此人,非端介正人,诸君请观,吾有法使其露出原形。”于是命歌伎秦若兰冒充驿卒之女,旧衣竹钗,每天早晚在馆驿中洒扫庭院。秦若兰容貌秀美,即使宫掖之中也很少有如此佳丽。陶谷见其美丽,遂上前询问其家世,秦若兰说:“妾身不幸,夫婿亡故,无处可归,托身于父母,就是馆驿中守门的那对老夫妇。”陶谷爱其美貌,遂成好事,并赠《春光好》词一首。
数日后,中主李璟设宴于澄心堂,命以玻璃巨盅斟满酒,请陶谷饮之,陶谷不理不顾。中主于是便将秦若兰叫至席间,令其演唱前日陶谷所作之词,全词如下: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是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陶谷听后只能愧笑,于是再也不敢推诿,连酌连饮,醉吐茵席,南唐君臣仍不作罢。由于这个原因,陶谷遂为中主李璟所轻视,他还朝之日,中主只命几个小吏设薄宴于郊外相送。等到陶谷回到汴梁时,其在南唐的所作所为及其所撰之词已经传遍了京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陶谷后来始终不被重用。关于此事,宋人所撰《清波杂志》一书认为可能不实,尽管如此,由于这则故事颇能反映韩熙载为人处世的风格,故复述于此。
夜宴图
韩熙载因是北人,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李煜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鸩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李煜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李煜对韩熙载的放荡行为很不满意,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仔细观察韩的所作所为,然后画出来给他看。这幅画今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即名为《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以连环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夜夜笙歌、纵情声色的场面。画面由听乐、观舞、歇息、清吹、送客等五个场景串联成一个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整幅作品线条遒劲有力,设色古朴典雅,构图别出心裁,代表了当时工笔重彩的最高水平。画卷从右首徐徐展开,第一段场景为主人韩熙载玄衣端坐于榻上,众宾客两边列席,或坐或立,神态各异,众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怀抱琵琶的乐姬,只见她转轴拨弦、轻拢慢捻,演奏者深情专注,欣赏者沉浸陶醉,无声的画面里似乎也流淌出悠扬的乐声。据资料记载,与头戴高纱帽的韩熙载同坐于榻上的红袍青年是新科状元郎粲,郎粲右手边坐着紫薇郎朱铣。朱铣对面是教坊副使李嘉明,右边还有门生舒雅,韩熙载的家伎秦弱兰和王屋山,以及坐着的太常博士陈致雍等。他们目光所及弹琵琶的女子是李嘉明的妹妹,当时名闻遐迩的乐姬。
第二部分为观舞,构图整体偏右,韩熙载亲自击鼓,配合舞蹈的节奏,着蓝裙的舞者款动腰肢,轻歌曼舞,众宾客或按板、抚掌,或怡然观舞,场面欢腾热闹。有一僧人(即德明和尚)叉手敛容,似乎因恪守戒律,不愿欣赏声色。跳舞的是韩熙载宠爱的家伎王屋山,她跳的是六幺舞,“以手袖为容,踏足为节”,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舞蹈,又称“绿腰舞”。
画卷延展至第三段,表现了宴间小憩的场景。韩熙载坐在床榻上休息,婢女一旁托盆服侍他盥手。韩熙载的目光越过侍者,注视着右侧肩负琵琶、款款行来的歌姬。接下来便是“清吹”的画面。韩熙载已脱去礼服,着便服袒腹盘坐椅上,轻摇罗扇,神态安闲,身旁侍女簇拥。主人对面绣墩上的乐师按板击节,其左侧坐成一排的五名乐妓,两人吹横笛,三人吹筚篥,俯仰各异,富于变化而不失严整。画卷的终端描绘了宴会的尾声。主人韩熙载伫立送客,众宾朋意犹未尽。可惜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史籍记载
徐铉《唐故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昌黎韩公墓志铭》
马令《南唐书·卷十三·儒者传上第八》
陆游《南唐书·卷十二·孟陈韩朱列传第九》
人物评价
谋身谋隐两无成,拙计深惭负耦耕。渐老可堪怀故国,多愁翻觉厌浮生。言诗幸遇明公许,守朴甘遭俗者轻。今日况闻搜草泽,独悲憔悴卧升平。(南唐隐士左偃评)
以熙载学问精赡,辞气亮直。本以通识,济之奇文。(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文字学家、文学家徐铉评)
公之为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动,不虞悔吝。闻善若惊,不屑毁誉。提奖后进,为之声名。片言可称,躬自讽诵。再典岁举,取实去华。故其门人,多至清列。屡从谴逐,乎委顿。俯视权幸,终不降心。见理尢速,言事无避。凡章疏焚之外,尚盈编轴焉。审音妙舞,能书善画。风流儒雅,远近式瞻。向使检以法度,加以慎重,则古之贤相,无以过也。俸禄既厚,赏赐常优。忘怀取适,不事生计。身殁之日,四壁萧然。衣衾椟,皆从恩赐。(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文字学家、文学家徐铉评)
猗嗟韩公,有蔚其文。俊才绝俗,逸气凌云。高名直道,玉振兰薰。猗嗟韩公,天赋忠规。君臣之际,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节宁亏。猗嗟韩公,屈亦能伸。松寒益茂,玉焚始真。乃感明主,乃为大臣。送往事居,不缁不磷。呜乎韩公,胡为而然。此相印,归於夜泉。茂陵遗简,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别终天。哀哉郢匠,已矣牙弦。勒铭圆石,永识桑田。(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文字学家、文学家徐铉评)
韩侍郎江南名士。(北宋初年名将曹翰评)
知身之不待厭載,又知唐之将覆,而耻为亡国之相,故以声色晦之,皆所谓识高一世者也,呼其可敬也夫。
事江南三主,时谓之神仙中人。风彩照物,每纵春城秋苑,人皆随观。谈笑则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简介不屈,举朝未尝拜一人。每献替,多嘉纳,吉凶仪制不如式者,随事稽正,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北宋时期僧人文莹评)
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殷崇义、张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馀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熙载才高气逸,无所卑屈,举朝未尝拜一人。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辄自缮写,仍为播之声名,善谈论,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分书及画名重当时,见者以为神仙中人。(《南唐书》马令评)
熙载才气逸发,多艺能,善谈笑,为当时风流之冠,尤长于碑碣。(陆游评)
五代之末,知赵点检(赵匡胤)不可测者,韩熙载耳。众人固贸贸也。熙载又知唐之将覆,而耻为之相,故以声色晦之。尝语僧德明云:“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僧问:“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噫,卓矣!(南宋学者张燧评)
其他如和凝、冯延巳、韩熙载之俦,沉酣倡俳之中,虽无巨慝,固宜以禽鱼畜玩而无庸深惜者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
五代时中原丧乱,文献放阙,惟南唐文物甲于诸邦,而铉、兄弟与韩熙载为之冠冕。常侍诗文都雅,有唐朝承平之风。(清初诗人文学家王士祯评)
韩熙载为“将家子”,进士及第名满京洛,审音妙舞能书善画,我兵妄动岂止无功,拜官中书侍郎同光殿学士承旨,质性疏散不拘小节,以此自污避入相尔,俯视权幸终不降心。(现代学者雷绍锋评)
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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