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瓦窑堡会议旧址位于子长县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
1935年12月17日，会议开始举行，由张闻天主持。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为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1935年12月20日，会议开始讨论军事问题。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作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于当天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4日，会议开始讨论政治决议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1935年12月25日，会议在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
根据瓦窑堡会议既定的战略规划，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征，东征中国工农红军回师后开始西征，“两征”战役是红军落实瓦窑堡会议确立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首次作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会议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继续扩大侵华行动。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频频制造事端，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机，继续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于1935年同日本侵略者相继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公然把河北省、察哈尔省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转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减，大肆收买培植汉奸势力，在华北地区悍然发动“防共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绥远省、察哈尔、山东省、山西省5省分离出中国政府的管控。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的侵略威胁，急剧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致使中日民族矛盾取代中国国内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而引发中国国内阶级和政治力量的重组。同时，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华北战略屏障的沦陷，国人逐渐把抵抗日本侵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不仅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开始觉醒，纷纷表示“发动反日战争，实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实为一切不愿当汉奸做亡国奴的人民的迫切需要，实为今日中国的‘国是’”。甚至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官僚资产阶级，也对日军大举侵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议。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五全大会，首次提出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变为长期防卫。但是，蒋介石只顾一党私利，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把“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就使得刚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提下，有效扩大和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着眼华北事变以来国内外局势的复杂变化，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1月下旬，林育英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派代表抵达瓦窑堡革命旧址，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主要精神。11月28日，中共中央结合中国国内局势，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大致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12月9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发动1万余名学生举行抗日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时，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长沙市等地的学生也迅速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唤醒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推动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形成。
为了适应解决民族危机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还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确立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略指导，不断推进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党内长期深受“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对全国抗战的认识尚未统一，此时迫切需要一个指导中国革命实现战略转折的契机。
会议历程
1935年12月17日，会议开始举行，由张闻天主持。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为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1935年12月20日，会议开始讨论军事问题。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作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于当天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4日，会议开始讨论政治决议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1935年12月25日，会议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
与会人员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
会议内容
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在会议上，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系统阐述了党在新形势下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作战指挥原则等问题，确立了“打通抗日路线”的中心任务，并进一步把中国工农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明确为山西和绥远。《决议》于1935年12月23日在会议上一致通过，为下一步红军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红军的各项建设开始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全面展开。
会议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为此，中共中央客观、正确地评估了敌我力量对比，并着手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扩大中国工农红军规模，要求全国主力红军数量到1936年争取突破20万，为发动全国抗战提供坚实的力量保证。《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从战争全局出发，对全国红军力量做了统一部署，既实现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发展苏区的中心任务，又达成了削弱、牵制南京卖国贼军队的目的。毛泽东还精准地预见到游击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即将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游击战的运用原则和发展方向，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争思想，其内容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提前体现，为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敌后战场、对日开展游击战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对在民族解放战争旗帜下，开展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开展蒙古族、回族的武装斗争，执行“抗日联军”策略等问题也做了相关规定。
会议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经验，系统阐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从当时的局势看，党和红军面临的第一位的重大问题是军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官兵的作战指挥水平。因此，在确立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础上，会议进一步明确，作战指挥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包括：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密切配合，适时进行以改变主要作战形式为基本内容的战略转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等。这些作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所在。实践证明，瓦窑堡会议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的形式把作战基本原则上升为我党、我军的军事指导思想，是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为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会议还进一步加强了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汲取遵义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这里提及的“军事委员会”是指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此可见，瓦窑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还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落实，为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基本遵循。
会议影响
根据瓦窑堡会议既定的战略规划，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征，以积蓄抗日力量，打通抗日路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在东征红军发展进攻时，中央军与晋绥军调集大部兵力，企图将东征红军围歼于山西省境内。“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避免了中国国内军事力量的自我削弱。同日，中国工农红军西渡黄河，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宣告结束。
东征红军回师后，中共中央为了扩大和巩固革命大本营，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实现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派遣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于5月19日从陕北地区兵分两路，相继西征。截至1936年7月下旬，西方野战军胜利结束西征战役。“两征”战役是红军落实瓦窑堡会议确立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首次作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政治上
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在山西省境内20余个县和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大部分地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揭示了阎锡山、马鸿逵及马鸿宾的卖国行径，对他们所奉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予以坚决打击。这一举动受到山西、宁夏回族自治区乃至全国各界的衷心拥护。那时，“上海市的许多抗日团体以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都纷纷写信给中共中央，坚定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也分成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各部队，以极大的努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两征”期间，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主动向国民党政府上层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发出信函，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对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杨虎城的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国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已经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密切联系”的协定，这对促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在西北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资本，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上
红军在东征中歼灭蒋、晋绥军13000余人，俘获4000余人，恢复和巩固了曾经失去的陕北地区根据地；在西征中“沉重打击了坚持反共的宁夏国民党军马鸿逵、马鸿宾部，俘其2000余人，解放了环县、定边县、盐池、豫旺（今同心）4座县城，使陕甘苏区向西推进约200公里，发展成为陕甘宁苏区”。“两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还大力开展“扩红”运动，先后有8000余名青壮年积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组建了30余支地方游击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在经济上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经过调查研究，一致认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经济基础差、物资保障难。为缓解新苏区经济上的困难，党中央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对土地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这些举措在实践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调动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筹集了大量资金和粮食。
据统计，“两征”战役筹款共计30余万元，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经费紧张的状况。其中，东征战役中缴获各种武器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门和大量军用物资；西征战役中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
此外，“两征”战役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革命大本营。西征战役宣告结束后，陕甘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以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并逐步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救亡斗争的大本营，为迎接红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战略计划，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稳固的战略后方。
会议意义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扭转了“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会议旧址
瓦窑堡会议旧址位于子长市县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院内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左起第二孔是张闻天旧居，第三孔是会议旧址。会址窑洞不大，放着两张八仙桌和6个木条凳，小炕上还放着一张小炕桌。
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2025-09-04
瓦窑堡会议:团结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抗日.河北共产党员网.2025-09-04
瓦窑堡会议旧址.子长市人民政府.2025-09-04
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25日).甘肃机关党建网.2025-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