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英文名:G8 Summit),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变而来,是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而召开的首脑会议,由成员国轮流主办,每年一次。成员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组成。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在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倡议下,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奠定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雏形。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991年7月,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邀在会后同七国首脑举行会谈。此后,俄罗斯领导人参与会后讨论形成惯例,且参与程度逐年提高。1994年起,俄罗斯参加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从而形成了“7+1”机制。1997年在美国丹佛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时,威廉·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鲍里斯·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自此,八国首脑会议体制形成。2002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俄罗斯被接纳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2003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首次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9年7月8日至11日,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拉奎拉峰会通过了《拉奎拉粮食安全倡议》,承诺向发展中国家农业领域投入200亿美元。2012年戴维营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因组阁事务缺席引发舆论关注。2014年3月24日,八国集团暂时中止俄罗斯的G8成员国资格。
1975年至1979年的前5次会议都是以经济问题为主要议题,讨论了诸如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和贸易等问题,协调了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国间经济矛盾加剧,经济方面的协议常常难以取得有效的结果,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政治问题也逐渐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发展历史
成立背景
危机协作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世界面临重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危机、石油危机和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不仅严重震撼了西方世界,也为七国/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的诞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因。
首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及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两大支柱,为战后西方金融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该体系存在内在矛盾:美国需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提供美元,但长期逆差又会动摇美元信用。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贸易逆差扩大及越南战争开支增加,美元压力加剧。1971年,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黄金,随后美元两次贬值,固定汇率制终被浮动汇率制取代。
其次是石油危机的冲击。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为抗议西方支持以色列,联合实施石油限产、提价和禁运,导致油价短期内暴涨近四倍,引发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美国因对中东石油依赖较低主张强硬应对,而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西欧和日本则主张对话合作。双方立场分歧使西方国家在应对危机时难以协调,暴露出内部战略矛盾。
最后是经济危机的爆发与西方协作的迫切性。在货币与石油危机叠加下,西方世界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增长停滞、失业飙升和通胀恶化。危机不仅削弱经济发展,更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政策协调。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同舟共济”的理念,推动七国集团形成,体现危机时刻西方国家对共同利益与制度维护的高度共识。
相互依存
七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的形成,建立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与资本国际化不断深化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投资、金融和贸易等领域相互渗透、彼此依存的程度显著提高,为大国间开展政策协调创造了条件。
从国际投资来看,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相互渗透日益增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1945年的200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1.5万亿美元,其中约80%的投资流向发达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对外投资的主体,也是吸纳国际资本的主要目的地。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将七国经济紧密联结,使一国经济波动能迅速传导至它国。同时,国际资本市场中90%以上的借贷业务集中在发达国家,巨额资金随利率变动跨境流动,深刻影响各国汇率与金融稳定。
资本国际化也推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自70年代起,国际贸易增速开始超过工业生产,其中发达国家间贸易占据主导。经济联系的紧密化使各国利益深度交织,一国政策往往产生“溢出效应”,并受到它国政策的“反馈影响”。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既为国际协调奠定基础,也使各国陷入“公共牧场困境”。面对共同利益超越内部竞争的现实,七国首脑会议等协调机制应运而生,以应对集体行动难题。
霸权后合作
七国/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早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看成是引导国际关系一体化的温和力量。他们相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可以编织相互依存的国际网,最终导致“没有国界的世界”。显然,这一观点低估了民族国家选民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决策的现实。因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存在这样一个难题,即市场日益国际化,而政策仍由民族国家来制订。如何在国际依存和各国主权之间作出抉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政策协调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战后三十多年,美国一直扮演世界盟主的角色,给世界带来“权下的稳定”。但战后美国的“无限风光”并未能维系太久。由于与苏联的美苏冷战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加之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走向相对衰落,再也无力充当世界的领导者,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正式宜告美国“领袖西方”局面的寿终正寝。与此同时,获得“搭便车”红利的西欧、日本却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起来。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使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被迫承认,世界已经形成美、苏、中、日、西欧五大力量中心组成的多级结构,在美国对国际事务领导能力大为削弱的前提下,只有更多依靠大国协调和合作,包括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才能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
机制缺失
七国/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形成的国际体系进程战后初期一直到50、60年代,维护资本主义阵营经济体制最具约束力的支柱之是美国于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自从1973年该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机构继续发挥国际协调作用。这些机构再加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有共同的弱点妨碍其功能的发挥:一是参与会议的成员多为各国的部长级官员,只具备某一方面的经验和权限,不具备国家首脑驾驭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性和权威性;二是组织和成员过于庞大与复杂,来自次要方面的干扰过多,从而导致许多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长期议而不决,决而不断。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始终无法达成最终协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小范围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七国集团之前还有一个叫“十国集团”的国际组织,它最初是为了管理“借款总协定”基金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于1961年成立的,成员包括七国集团再加上荷兰、比利时、瑞典。十国集团曾在6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国际收支的调节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由于美国在美元地位问题上对集团内欧洲国家的支配地位无法容忍,1971年以后就更多转向“五国财长会议”寻求合作,遂使十国集团的作用局限于协调各国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众所周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是战后最大、最普遍最权威性的国际协调机制--联合国的两大宗旨。但由于其历史惯性和内在运行机制的束缚,自成立之日起,联合国就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经济和社会发展职能却受到忽视。重维和,轻发展是联合国特点的真实写照。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三大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名义上隶属于联合国,但联合国对它们既没有实质上的领导权,也没有任何建议权,彼此之间事实上是相互独立的。即使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核心权力机构,在美苏冷战时期也因为美苏争霸等因素干扰,国际协调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相互依存的国际趋势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协调,而传统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因为功能缺失难堪重任,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来应对愈演愈烈的国际政治、经济危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最初作为“权宜之计”的八国集团临危受命,受到了西方各国的重视,并随着其功能的不断完善、机制的不断健全和效益的不断累积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深化。
正式成立
协调探索(1975-1979年)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倡议下,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奠定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雏形。
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此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每年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一次。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后改名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亦应邀参加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最初主要讨论经济问题。
功能扩展(1980-1991年)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首脑会议除讨论经济问题外,把世界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列入了议程,诸如如何面对“苏联战略的挑战”问题、核裁军问题、东西方关系和人权问题等。
扩容转型(1992-1998年)
1991年原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先后应邀与七国首脑在会后举行会晤。1994年第20次会议期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模式。1997年在美国丹佛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时,威廉·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八国首脑会议体制形成。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1998年5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英国伯明翰举行。这次会议完成了七国集团向八国集团的转变。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的完全成员国,参与八国集团的所有讨论。
协调变革(1999-2014年)
2002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俄罗斯被接纳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八国领导人在此次会议上就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中东局势、世界经济形势、援助非洲等问题达成共识。
2003年6月,第29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首次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对话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推动全面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
2004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佐治亚州小城萨凡纳举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出席了此次为期3天的峰会。美国总统布什还特意邀请了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也门和土耳其等国领导人参加。此次峰会的主题为“自由与合作通向繁荣和安全”。
2005年7月,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格伦伊格尔斯(也称“谷”)举行,会议着重讨论非洲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在这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应托尼·布莱尔首相邀请,出席了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发展中大国领导人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会。
2006年7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圣彼得堡举行。八国领导人除了就能源安全、传染病防控和教育三大议题进行磋商外,还就世界经济、地区热点和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峰会16日就三大议题通过了三项联合声明,并就贸易、反腐败、知识产权保护和非洲问题通过了有关文件。胡锦涛出席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同出席对话会议的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和刚果5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2008年7月7日,G8峰会在日本北海道的北海道洞爷湖开幕,除了八大工业国外,主办方还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非洲7国领导人,总计22国元首与会,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G8峰会。此次峰会讨论五大议题:气候问题、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世界经济和朝鲜问题。7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等领导人对话会议。
2009年7月8日至11日,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除了G8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发展中五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以及6个非洲国家,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涉及议题包括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贸易问题、非洲发展和粮食安全等。拉奎拉峰会了通过《拉奎拉粮食安全倡议》,承诺向发展中国家农业领域投入200亿美元。
2011年八国集团峰会定于5月26日至27日在法国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受当年以来中东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以及福岛县核事故等国际重大事件的影响,八国集团在此次峰会上把中东局势和核安全等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而经济议题则被淡化。会议通过了多维尔宣言,G8支持阿拉伯国家变革,将援助400亿美元;要求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必须下台等共识;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已复苏,但发达国家经济挑战与机遇并存。
2012年八国集团(G8)领导人峰会于5月18日至19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除了众所瞩目的欧债、叙利亚议题以外,朝鲜与缅甸议题都在8国领导人讨论之列,美国希望在朝鲜与缅甸议题上取得成果。但新当选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借故”缺席,这是俄国家元首首次缺席八国集团峰会,引发舆论关注。
2013年6月17日至18日,2013年八国集团峰会在北爱尔兰与爱尔兰接壤的弗马纳郡厄恩湖举行。峰会期间,欧美自贸协定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会方决定共同推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尽快召开以解决叙利亚问题。峰会结束后,八国首脑共同发表《厄恩湖宣言》,倡议各国在公平税收、开放贸易和提高透明度等方面做出努力。
2014年3月24日,八国集团成员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在荷兰海牙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不参加原定于今年6月在俄罗斯索契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特别会议期间,八国集团(G8)成员国中的七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讨论决定,暂时中止俄罗斯的G8成员国资格。面对欧美的再次施压,俄罗斯冷淡回应称“没什么大不了”。
逐渐衰落(2015-至今)
2015年6月7日至8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风景区埃尔毛城堡举行,这次峰会是七国集团因乌克兰问题将俄罗斯正式排除在外,从八国集团重新复原为七国集团后的一次聚首。与七国集团建立之初聚焦经济议题不同,这次峰会讨论的议题几乎涵盖当今世界各种问题,甚至在日本坚持下,与七国无关的南海争议问题也被塞进来。其架势似乎是,在美国一家充当“世界警察”日渐力不从心的形势下,试图变成由美国牵头,再拉上其它主要发达国家,以集团的形式继续主导世界。
2016年27日,在日本伊势志摩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闭幕,G7领导人发表声明,称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全球共同面对难民危机挑战,必须找到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2017年5月26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开幕。在首日的政治外交和安全保障的讨论中,各国首脑围绕反恐等问题展开磋商,并呼吁展开合作共同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此外,自由贸易也将成为议题。
2018年6月8日至9日,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度假胜地沙勒瓦(Charlevoix)举行。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东道主加拿大等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均出席峰会。峰会结束后,东道主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发布了七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公报》。在这份长达八页的联合公报中,包含了关于国际贸易和关税的内容,并且在开头就强调了“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系统的关键角色”(the crucial role of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trading system)的重要性。七国一致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降低贸易壁垒。同时,公报还提到了伊朗核问题,七国表示会共同努力,保证伊朗不再追求、发展和获得核武器(never seek, develop or acquire a nuclear weapon)。公报中显示,此次峰会七国领导人没有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不愿意重新加入,也不愿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任何国际责任。G7在这一问题上分裂为G6和美国两个阵营。
2019年8月26日,七国集团峰会(G7)在法国比亚里茨落幕。这次峰会最终没有形成联合公报,这也是自1975年第一次峰会召开以来首次没有发布公报。虽然东道国法国做出了很大努力,此次峰会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依然寥寥。峰会最后一天最终发表了仅有一页纸的领导人声明而非往年发布的联合公报,声明涉及贸易、伊朗、乌克兰和利比亚等议题,其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成果。声明谈及贸易所占篇幅虽然相对较长,但只是泛泛之谈,称七国集团“致力于开放和公平的世界贸易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
2021年11日至13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英国康沃尔郡正式举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领导人将就新冠疫情等一系列议题举行会谈。
2022年6月28日,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G7)峰会在德国落幕,这是一场议程围绕乌克兰局势、气候变化、通货膨胀、抗击饥饿与贫困、卫生政策,以及围绕基础设施与投资、安全政策和能源危机的大会。七国领袖在会后联合声明中对俄罗斯做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承诺会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加强对莫斯科的惩罚措施。
2023年6月13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开幕,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而乌克兰危机仍是焦点。此次峰会还邀请了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印度、约旦、肯尼亚、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会。联合国、非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
2024年6月13日,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法萨诺市开幕。此次峰会主要围绕2022俄乌冲突、加沙局势及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外,另有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应邀与会。当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距峰会会场60公里的布林迪西市,抨击七国集团没有采取切实措施应对全球性挑战。
2025年6月16日至17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加拿大召开。除举行多场双边会晤外,七国集团领导人16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前景,并于17日与受邀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讨论能源安全问题。伊以冲突成为此次峰会的讨论焦点。
会议架构
成员国
八国集团会议(G8)指的是八大工业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在这八个国家里,除俄罗斯外的七个国家是核心成员国,也就是八国集团的前身:七国集团。
协调机制
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采用多层级的组织架构,其核心是首脑峰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首脑峰会作为最高决策层,每年举行一次,采取非机构化的私人会晤模式,不设常设秘书处,由各国领导人直接参与,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随着机制发展,参会范围逐步扩大,特别是通过“海利根达姆进程”形成了“8+5”南北领导人对话机制,增强了其代表性与合法性。
在首脑峰会之下设有部长级会议,构成次核心协调层。主要包括外交、财政、贸易等领域的部长会议,负责协助首脑进行决议磋商、起草与落实。其中财长会议机制尤为关键,自1986年正式设立后,定期召开以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并曾促成“广场协议”等重要国际协调成果。其他专业部长会议也参照此模式,在环境、能源、司法等领域开展定期或特别会议,以强化政策协同。
机制的外围层次包括首脑私人代表(夏尔巴)会议和专家工作小组。私人代表会议负责峰会前的议程设置、文件起草等筹备工作,通过定期磋商保障峰会效率;而专家工作小组则由政府官员组成,针对能源、反恐、发展援助等专业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有关设立常设机构的提议未被采纳,但这种多层次、多领域的会议制度为八国集团提供了灵活而有效的组织支撑。
会议定位
发展至今,八国集团的目标显然并不局限于仅在八国拥有号召力,而是日益定位在以内部磋商与合作的形式使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谋求全球领导地位。
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研究小组”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政治学教授约翰·柯顿在其主编的《引导全球秩序:21世纪八国集团治理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提出八国集团将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中发挥四大作用。第一,八国集团将作为全球最有权势、最富有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起领导和决定性作用。第二,八国集团成员的外扩,职能的延伸,将使其取代联合国的某些功能,“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可能开始形成。”第三,八国集团由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组成,对于协调全球经济发展、解决重大经济问题将起到联合国难以起到的作用。第四,八国集团每年一度的峰会由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就解决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问题作出具体的、权威性的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具有非同寻常的功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八国集团的全球治理行动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美国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策机制十分不满,常常绕过联合国我行我素,先后于1999年、2003年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对八国集团领导人面对面、无否决权的协商机制较为青睐。
约翰·柯顿认为八国集团与联合国相比在机制上存在一定的优点。一是在决策机制上八国集团具有非正式和弹性大的特点。首脑会议不投票,不表决,以非正式的形式讨论议题,遵循求同存异和协商一致原则,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论,更容易达成协议;八国首脑直接会晤有助于培养互信,在俱乐部气氛中产生集体责任;八国集团决策机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没有否决权。约翰·柯顿认为,联合国的否决权“就像病毒,危害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整个系统”,一票否决制使其很难有所作为。另一个优势是议事效率比较高。联合国成员众多,要达成协议很难,八国领导人则比较容易做成一件事。如2001年八国首脑呼吁要对首脑会议进行改革,2002年就实现了。
但这种协商机制也有缺点。如果成员国不能达成共识,八国集团便不能发挥作用。在冲绳县峰会上,八国集团没有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就不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在巴以和伊拉克问题上,八国集团因成员国之间矛盾尖锐,也发挥不了作用。八国集团千方百计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治理中心,这也将侵占联合国的活动领域,挑战联合国的权威。1999年5月,八国集团外长率先通过了有关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总原则,为解决科索沃危机定基调,使联合国作用黯然失色。人们开始认识到,除联合国外,八国集团正在为成为另一个世界权力中心而努力。
同时,日、德、加、意四国都谋求把八国集团而不是联合国建设成全球治理中心。因为它们都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放弃拥有核武器,更关注“人的安全”和“预防冲突”,而不是安理会所着重关注的传统安全领域。加拿大放弃了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幻想,转而要求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它现在优先考虑在八国集团内讨论全球和平与安全议程。意大利也放弃了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确立大国身份的想法,在冲绳县首脑会议上否决了讨论安理会改革的提议。日本也有类似倾向。尽管日本仍表示坚持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作用,但其外交政策正从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国际新秩序转向以八国集团为中心。2000年,日本在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要求把预防冲突放在重要地位,推动在八国集团会议上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德国也认识到安理会改革无法取得进展,比日本更早转向重视八国集团在解决全球事务上的作用。俄罗斯也从科索沃战争中认识到联合国的局限性,它在继续重视联合国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作为八国集团成员的身份,并接受八国集团其他成员对其车臣政策的批评。“911”后,俄罗斯首先提议召开八国集团反恐怖会议,显示它对八国集团的认同。但无论如何,八国集团只是个工业化国家间协商和讨论的非正式俱乐部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它无法取代联合国,相反,它能够与联合国互相促进,推动国际社会走向良性循环。
会议特点
大国协调
八国集团的形成是20世纪70年代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独特产物,是美国霸权衰退和资本主义世界多极化的反映。作为大国政治的产物,八国集团开始只是少数西方领导人尝试亲密合作的“炉边对话”,后来随着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加入演变为“八国集团”,成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和政治协调,构建霸权体系的“一种特殊的同盟形式”。八国集团某种程度上寄托了西方大国在美国“后霸权”时代集体支配世界的理想。俄罗斯的加入以及与发展中国家“8+5对话等机制的建立,使八国集团深深打上了全球“协调枢纽”的烙印,国际协调功能与范围进一步拓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国合作借助八国集团这一平台,以期借助“集体”力量来协调和处理他们面临的共同难题,营造一个良性的国际环境;同时对世界政治、经济议事日程提出了许多“导向性”意见,引导其它国际协调机制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全球发展事务进行有效的运作,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方向进行改革。
从八国集团运行机制看,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参与进一步凸显了“大国政治”的色彩。理查得·斯奈德的决策理论提出:“国家行为是以国家的名义行事的那些人们的行为,决策者的身份本身对外交决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八国集团的决策核心是首脑峰会,最高领导人的广阔视野和崇高权威使得该机制能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的优越性。由于决策权被严格限定在八国集团成员国范围之内,因此决策效率大大提高。当一国首脑直接参与外交政策协商,毫无疑问大家期待这种首脑峰会的成果是富有建设性的,并且商定的政策能够被切实执行。因此,首脑峰会往往能够每年都达成新的协议,并且承诺一旦做出通常都辅之以相应的后续措施。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把八国集团的这一协调看做是欧洲协调的现代翻版:“当时的欧洲协调是一种以会议外交方式处理欧洲及与欧洲有关事务的一种定期协商制度,是欧洲列强之间的一种高层次的和多边的合作形式。它没有常设机构。在当时,只有各方都自愿,特别是只有大国都自愿,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只要任何大国拒绝参加会议,协调就会失败。”
中心地位
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保证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自从进入近、现代世界体系以来,从“欧洲协调”到“国际联盟”国际社会建立了诸多国际协调机制,但是真正发挥权威和有效作用的国际协调机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托美国霸权“庇护”所建立的。但是国际体系进程的发展,特别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使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机制框架虽然还在各个具体问题领域发挥国际协调功能,但它们要么国际协调功能出现缺失,要么权威性大打折扣,已无法真正发挥国际协调的功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七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大国集体协作所发挥的国际社会领导能力,对重大国际事务提出决策建议,制定相关规则,并引导现有国际机制具体执行国际协调职能来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八国集团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一方面它可以引导诸多国际协调机制具体实施,另一方面它能联系新兴大国发挥集体协作作用,同时还与国际公民社会及相关团体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
综合协调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专门国际协调机制不同,八国集团的架构是一个涵盖多个不同问题领域的机构,这使得各国在进行议程设置、决策建议乃至规则制定时能够全面考虑各领域的关联性,综合计量本国在不同领域内的得失,进行平衡协调。每年八国首脑峰会发表的带有“承诺和倡议”内容的公报都将成员国在诸多问题领域所做的承诺公开发表。纵观近几年的首脑峰会公报,其所做的承诺越来越具体,行动计划也越来越详细。从2003年开始,峰会公报中还对上一年的承诺实现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这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有利于促使成员国履行承诺,增强了成员国对协议的遵从性,强化了政策协调的效力。
随机管理
八国集团每年举行一次首脑峰会,可在广泛的领域内讨论问题,享有很高的决策权各国首脑只要彼此同意,就可以对经济政策协调、能源政策、货币稳定、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等特定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管理机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根据情势的轻重缓急拿出相应的决议。由于没有一般国际组织那样的总部、章程和秘书处,会议采取私下和个人之间会晤的方式,没有固定的辩论程序,所以八国集团更倾向于重视制订关于国际事务的决策建议,并增强相关国际机制活力的准则,而无需像一般的国际组织那样集体承担协调职能。例如它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预警系统、反恐怖主义、增加就业、发展援助、减免债务、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责成巴黎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有关机构、组织或专门设立专家组具体讨论并加以解决。这种随机管理的灵活性给八国集团的各种活动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它可以就所有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相关声明,尽管通常给人一种泛泛而谈的清谈印象,但其实这正是八国集团本来的设计理念。它是重大决策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重于“引导”而非“具体实施”八国集团的这一“反机构”倾向以及它对国际问题的随机管理,是它能够超然于其它国际组织之外的重要原因。
峰会年表
会议影响
稳定经济秩序
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共同对付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是八国集团迄今最为主要的议事日程。由于八国集团(俄罗斯除外)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工业发达国家,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份额,所以八国集团对西方经济政策的协调,几乎相当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协调。有学者这样评价道,八国集团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团结的象征”,“避免了30年代那种溃式的灾难性连锁反应。”八国集团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曾经发挥过举世公认的积极影响。
第一,八国集团国际经济协调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在缓解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八国集团对国际能源政策协调取得了显著效果。第三,八国集团的国际协调促进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一直是八国集团关注的焦点。第四,八国集团的国际协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此外,在平抑国际经济失衡,促进各国经济调整等方面,八国集团的国际协调都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些国际协调不可避免都带有自利性质,很大程度上维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客观上,这些国际协调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共同享用的“公共商品”,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繁荣。
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以1980年威尼斯共和国峰会为标志,八国集团开始积极介入世界安全事务,参与全球军事安全治理,主要涉及裁军、核不扩散、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无论是巴以冲突印巴核试验,还是联合国改革,八国集团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作为一个国际协调“软框架”,八国集团本身的性质决定它虽然能就全球重大国际问题提出权威性指导建议,但具体国际协调职能的履行只能依赖于众多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凭借在全球财富分配比例中无可比拟的实力对比,八国集团几乎掌控了所有国际组织,这非常有利于八国集团通过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协调。从1977年第三次首脑会议邀请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和委员会主席参加首脑会议开始,八国集团就广泛邀请众多国际组织首脑参加每年的首脑峰会。在加强全球层面国际协调的同时,八国集团还针对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与欧盟、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就地区机构的作用分工及合作等问题广泛磋商,使全球协调与区域协调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八国集团日益重视以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为代表的国际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国际协调中的作用。1995年八国集团哈利法克斯首脑峰会公报第一次出现了“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等字眼,要求八国集团“要与所有各方加强合作,……以推进国际组织双边援助国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调”。
协调解决全球问题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贫富差距、环境保护、数字鸿沟、温室气体排放等全球问题。以2001年意大利热那亚首脑峰会的“反全球化运动”为标志,此后每年八国峰会召开都引起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市民社会的抗议。因此,作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八国集团在力图最大限度引导全球化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会同各国政府、各个国际组织、企业和劳工组织共同努力、协调解决南北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粮食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难民、毒品犯罪、艾滋病、信息技术等全球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相应的全球公共物品。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形成及发展.新浪网.202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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